可惜的是王伦根本不在乎，甚至懒得像周世宗那样反驳。

并不是所有的僧侣都在诅咒皇帝、诅咒朝廷、诅咒这个抑制佛教的王朝，也有少量僧人在学着变通，学着观察世界的变化。

就好比陕西、四川的许多僧人，主动修订以往的佛经，整理义辩，规范寺庙，严格遵循着佛教的戒律。

当然这与陕西、四川两行省佛经印刷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关系，但总归是有僧人愿意在朝廷划下的规则内谨慎行事的。

因此到了洪武十四年，朝廷抽调了一部分陕西僧侣，多为华严宗法师，前往朝鲜行省以及日本传教。

由于唐朝的强盛，汉传佛教也影响到了东北以及日本，其中华严宗祖庭为长安华严寺，故而传播的影响力最大。

但到了前宋，净土宗、天台宗等在高丽与日本的影响力日益剧增，高丽王国时代就形成了“五教二宗”，日本的佛教则渐渐有了本土化从而有别于汉传佛教的趋势。

王伦之所以选定华严宗，是因为华严宗有十玄无碍的理论，其中有一条就是“一多相容不同门”，简单地解释就是，一个事物与众多事物之间存在着相容相摄的关系。

也就是说，这个理论是勉强可以解释新汉对高丽的吞并，即“一”容“多”而不失“一”，甚至可以解释“夷入夏则为华”的中原传统儒家理念。

王伦希望通过宗教的洗脑，让朝鲜、日本更加方便地融入到中原王朝的统治当中，最终完成华夏化。

所以整个洪武十四年，王伦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整合宗教方面，思想的改造远比物质的改变更加艰难，不管能否成功，他都必须要尝试一下，从而寻求更有利于中原的路径。

尽管他本人是非常想要推广唯物主义的科学理念，但受限于时代科技的发展，在这个时代和时间线，宗教对于安抚心灵方面，至少还是有着巨大的作用。

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王伦都不可能放任宗教不管，所以他延续了中原王朝“俗世政权大于宗教”的传统，依靠着行政手段，对民间的信仰行为进行管理着。

与历朝历代设僧纲司、道纲司，并以僧侣、道士管理佛道事务不同，新汉的宗教管理部门归属礼部，官吏都是通过吏员考试选拔出来的新儒家弟子，朝廷绝不允许宗教人士主管宗教。

那岂不是让贪污犯监管金库一个样了么？

当华严宗法师受命前往朝鲜行省交流佛事的消息传到江南时，净土、天台等诸宗的僧侣们也慌了，内部很是保守的江南诸佛教宗派，终于意识到若自己再不努力，衣钵传承都要保不住了。

僧人们第一次联名奏请朝廷，希望也能够获取前往朝鲜并日本交流佛法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