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汉奉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对于佛道等宗教，整体而言是持“抑”的态度而非“灭”。

根据前宋的数据，宋神宗时天下有僧尼四十五万余，道士女冠不足二万。到了赵佶时代，僧尼大约五十万，道士群体变为十余万。

在王伦上台后，朝廷严格了度牒发放制度，禁止僧道人等随意外出，对天下寺庙道观田产统计收回后，僧尼人数降到了不到三十万，道士仍旧只有两万左右。

尽管朝廷鼓励道教在漠南传播，但官府认定的有度牒的道士，数量仍旧没有超过三万。

入道教的门槛毕竟相对要高，不过也能看出王伦对佛教的态度到底如何。

随着人类社会的分工和技术的进步，不事生产的食利群体必然是会出现的，但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王伦更期望食利群体们将精力与才智放在对天下、对人类有益的方向。

似佛教这样的专注于宗教哲学的教派，本是不需要那么多从业人员的，王伦很希望佛教能够搞一搞学术，比如研究一下印度的梵语、西域的胡语，从而传承汉传佛教优良的翻译传统。

但是很可惜，大约是前宋学术界推崇三教合流影响力太大，佛教界在关于自身理论方面，颇有些向魏晋玄谈反复的趋势，喜欢讨论“风动幡动心动”，喜欢搞辩论、打机锋，在佛学理论上简直是毫无进步。

王伦的态度一向是，只要你展现了能力并且被朝廷发现，那么朝廷就愿意给你展示能力的更大机会，尽量不埋没人才。

比如曾经在洞庭湖搞秘密结社的钟相，王伦认为他有组织方面的才能，就提拔任用他前往关中重建官办的群牧监、牧马场，钟相在陕西、陇南干得颇有起色，成为了太仆寺的得力干将。

又比如数年之前浙江行省姑苏府通报，本府昆山县僧侣茅子元，法名慈照，号万事休，本佛教净土宗弟子，在昆山县淀山湖创白莲忏堂，便被信徒们称为白莲教。

王伦便将这位自称“白莲导师”的茅子元召至京师，然后命他领第二批入西域的僧侣，前往西域交流佛事，给了他一个官方的身份，却不允许他继续以白莲教的名义传教了。

前后两次派僧侣西行，王伦的态度不能再明确了，就是期望如宋太祖、宋太宗时期，让僧侣们继续翻译经文，做好学术研究。

可惜他明示得如此明显，愿意配合的寺庙几乎没有。就在洪武三年时，因为被官府没收田产、不允许再放高利贷、并且大量寺产被收归朝廷所有的大相国寺僧人，还曾经暗中联络前宋遗老遗少，妄图造反。

历史相当久远的大相国寺就此在东京城被除名，僧侣全部被发配天下各寺庙监管修行，不得官府许可不得外出寺界，禅房大殿被工部改造后，变为商铺和住宅，租赁给了东京城的百姓。

当道教在努力地求变通求生存时，大多数的僧侣在干什么呢？他们推出了花样繁多的水陆大会，妄图垄断本朝民间白事行业，从而继续大肆敛财。

这让王伦实在忍无可忍了，朝廷一方面鼓励丧葬礼节简单化，一方面加大了佛教的监管，简单来说就是收税，诸寺庙水陆大会所得，本地官府也有权征税。

所以王伦在佛教界的名声极差，诸多利益受损的僧侣们背地诅咒，一如后周世宗柴荣灭佛时和尚们的诅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