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组建的化肥局，试验进行得磕磕绊绊。

首先就是土法炼焦，道士们在东京城南获准得到一块地作为试验场地，一个炼焦炉的密封和气体的引导，就困扰了他们几个月。

好在朝廷也从邢窑、汝窑等窑场抽调了些老工匠们协助，集众人之智，在皇帝陛下提供的图纸基础上进行不断改进，这才使得化肥局对化肥的生产流程初步完善。

接着就是熬煮绿矾，使焦煤产生的气体与液体混合，每造一批所谓的“肥丹”，化肥局还要专门种植一些能够快速生长的蔬菜，设置对照组，对肥丹的比例进行不同的试验，来确认肥丹是否有效。

好消息是，的确有效，采摘的蔬菜做了对比后，产量的确是有提高的；但由于原材料、配比、制作流程的不尽规范，产量提升有限。

一直到洪武十四年夏，化肥局才确认了一种增产最有效的配方，选用的是四川行省出产的绿矾，河东行省的煤炭。

至此群臣总算放下心来，知道王伦是真的在搞科研而不是想要吃丹药了。

尽管原始的化肥被发明了出来，但还不具备量产的条件，毕竟绿矾在天下诸行省多有发现，王伦要求化肥局继续研究，至少工艺要改进到能够使用两到三个行省的绿矾，那时候才适合规模化生产和推广。

《民报》受命对化肥局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报导，许多读书人和道士们忽略了朝廷对化肥局诸官吏的奖赏，而是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另外一个方向：原来世间真的有能够使粮食增产的神丹啊！

朝廷一直在鼓励民间的新发明，甚至王伦本人是非常期望，朝廷的勋贵子弟们，以及天下大户的子弟们，不要总是将精力放在如何做官、如何声色犬马上，若能将精力与智慧放在搞发明、搞创新上，该有多好啊！

王伦一直觉得，华夏文化之中，缺乏一种激励制度。在他看来，家中有余财的富二代们，若想要继承家业，并不一定总是需要苦读书参加科举，完全可以走另外一条道路的。

就好比历史上欧洲十八十九世纪，一群富户子弟们研究数学、天文、化学、物理，华夏的这群富家子弟们有钱有闲，完全可以做相同的事情。

只要他们的发现、发明有益，朝廷从不吝于赏赐，给予他们足够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作为回报。

然而前宋以来的科举文风盛行，尽管朝廷不断推出鼓励政策，愿意放弃科举而从事所谓“小道”研究的读书人还是少之又少。

化肥的出现，带给了王伦足够的惊喜。

华夏文明有着重农的传统，范仲淹曾说过“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故而对于前宋以来的读书人而言，出路就那么几条，要么做官，要么退而为医。

但话是这么说，若真的当了医生，在官场或者文坛仍旧是被歧视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提高。

若是务农，那就不同了。王伦称帝取代前宋后，就颇有不少前宋官员弃官归乡，号称事农，从来无人嘲笑。

所以化肥的出现，让许多读书人都生起了一股莫名的激动，这可是能够让粮食增产的神物啊，千百年之后，后人也会记得的！这可是青史留名的大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