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经述听康有为说维新变法则中国三年可以自强，觉得他这牛皮吹得够大，道：“孔家儒道文化在中国盛行几千年，岂是反掌之间就能变的本官曾在河南赈灾，当地乡绅对洋人恨不得食肉寝皮，欧美之文明如何落地中国若以杀人服人，难道你杀得尽天下乡绅吗”

康有为对曰:“可以托古改制，在孔学的旧瓶中，装入民主平等的新酒，打破夷夏之分，实现民主与共和，世界大同。”

李经述听到这，就知道历史上戊戌变法为什么会失败了，中国的悲剧，就出在康有为这种缺少基本的政治常识、不切实际的文人涉政上，托古改制，早在西汉末年，王莽就试验过了。王莽当了实权皇帝都没干成的事，光绪皇帝这虚君如何干得成李经述意识到，康有为对西学所知有限，对西方的民主和共和更属管窥蠡测，强不知以为知，便耐着最后的性子问道：“你说的大同世界是什么样子”

康有为一脸憧憬解释道：“在大同社会，国不存在，全世界在一个公政府统治下，没有贵贱，没有贫富，没有家庭，没有夫妇，男女同居一年就可以换人，没有司狱，没有财产，没有外交，没有军备，没有危险，没有战争”

“公政府男女同居一年就可以换人大同世界”心里一连串的疑问，使李经述彻底明白了，康有为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天下大同，缔造一个乌托邦的世界。人所能想到的好事，康有为都在大同社会里想到了，而人性之恶，人能做的坏事，康有为则统统不考虑。康有为不知道，这现实世界上通往天堂之路，尽头往往通往地狱所以康有为一解释他的大同梦想，李经述实在听不下去了，一拍桌子，站起身道：“民主共和绝非先生想的大同世界。天下怎么可能实现大同譬如人得病有千万种，如果都同吃一种药，你觉得如何天下大同，人人去做你这样慷慨激昂的书生，没有屠夫，国民哪来肉吃没有渔民，我们哪来的鱼吃说句不好听的，没有倒夜壶的，你家里都会整天臭哄哄的你说的大同社会，只能是画饼充饥而已”

康有为没想到李经述懂得民主共和，问道：“提督大人不是赞同变法的吗”

李经述一想，也罢，不妨给这半吊子的书生上一课，道：“本官以为，强国富民之道，乃在于办洋务强工商之本，练新兵强天下之势，兴教育启万民之智，变旧法成天下之治。变法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要一步步来，不可能速变，你刚说过的日本明治维新，也是过了二十多年才有宪法纸上谈兵是不行的。还有，你前几年有没有去过山西或河南灾区，本官亲眼见过一家家被活活饿死的灾民，饿殍载途，白骨盈野，对三万万农民来说，现在填饱自己和家人的肚子才是最重要的。国民现在百分之九十是农民，大都是文盲，所以，本官主张要先搞民生，再搞民主，先办洋务，次练新兵，再兴教育，最后才逐步变法”

康有为表示不同意，道：“办洋务不过是袭取西人皮毛，补苴罅漏，弥缝蚁，根本是变事，非变法可言。不学泰西养民之妙法，单讲西国枪炮之势力，必然失败。”

话不投机，李经述站起身伸了一个懒腰，反驳康有为说：“事都变不了，谈何变法太史公说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世界大潮，乃是工商业，这世界将来必是工业文明的世界。还有，搞洋务运动哪里失败了如果不是办洋务，建强大的北洋舰队，日本人早打到天津来了，你还有时间坐在这高谈阔论你须知变法像走路，要一步步走，像吃饭要一口口吃，急于求成，难免噎死本官建议你看看今天的强国报，上面有一篇洋人牧师李提摩太的文章，也是讲如何维新强国的，看看你要效仿的洋人，如何建议中国改革。”

李提摩太当时已应李经述之聘，在天津临时任华报主笔，那天华报刊登了李提摩太的一篇文章，也是谈维新变法的：“中国本来是地大物博的国家，资源非常丰富，日贫一日，田亩如故，工程如故，虽有片长薄技，往往嗟谋生之拙，无他，皆由在上者未克举养民，发展经济。如何使中国摆脱经济困境呢开矿、设厂、修铁路、办邮政、开设银行、改革币制、垦荒、通商等，而尤其以修铁路和通商最为重要，最好能广开海口，遍筑铁路，铁路马路通行，则货物流通，岁省无穷之运费，居者行者，皆获大益，买者卖者，无一偏枯矣。”

李经述的丫鬟秦月给康有为送上这份报纸，康有为看完李提摩太的文章，大怒，拂袖而去，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康某人是不会放弃我的大同梦想的”

这场面搞得詹天佑极为尴尬，李经述也不挽留，对着康有为远去的背影喊道：“康举人，恕不远送”

康有为在李经述那碰了一鼻子的灰，一怒之下，壮着胆子真去找帝师翁同龢推销自己的维新变法主张

第106章当山东巡抚

康有为在李经述那里碰了一鼻子的灰，顿觉李经述徒有虚名，太不识货，愤而去找翁同龢。康有为觉得翁同龢是当朝的“清流派”掌门，帝师，长期出入皇宫，坏消息听得多，眼见大清国势江河日下，难免忧心如焚。按理说，自己口口声声强调变法图强，主张应该很容易打动翁同龢。

结果，事与愿违。康有为此前未能进入翁同龢的视野。翁同龢看了康有为的拜帖，只说了“狂甚”二字。在翁同龢看来，康有为现在只是一汲汲于功名失败，却想攀爬到更高的位置猎获荣华富贵的狂生，只是一个连进士都考不中的庸才，这位状元出身的帝师自然对康有为闭门不见。

康有为再一次碰了一鼻子灰，还不死心，联络一些举人，谋划再次联名给光绪皇帝上书。这已经不是康有为第一次给光绪皇帝上书。早在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当年9月，他上书光绪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当时光绪皇帝还年幼，此事自然就没有下文了。

而李经述，身为朝廷的北洋水师提督、直隶提督，有直接给光绪皇帝上奏折的权力，但他作为从一品的武官，一般也不便过问如此重大的政事，维新变法，主要还是通过李鸿章来上奏。

1892年，维新变法是当时社会的一种新思想潮流。不仅身为高官二代的李经述热衷，还有一帮汉族公卿名流的官二代，也都主张维新变法。在李经述的牵头和组织下，很多大清汉族名流公卿的高官二代，都成为了维新骨干。比如谭嗣同，他的父亲谭继洵曾任户部郎中、甘肃道台、湖北巡抚等职。还有湖北布政使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左宗棠的儿子的左孝同、南洋大臣沈葆祯的儿子沈瑜庆等，他们都加入了中国复兴会，李经述在圈子里的影响力也日益扩大。

李经述在练兵之余，和容闳、李提摩太、严复等人商议后，给光绪皇帝上了一道全面改革的折子，交李鸿章过目，并代为上呈光绪皇帝。李经述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危机，主要是吏治败坏，的大老虎不少，的苍蝇也是满天飞。李经述提出了变革吏治的主张：第一、一国犹一身也，京师为元首，各省为肢体，中央应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削弱督抚的权力，强调将关税、考试、币制、邮政、军工、铁路、电报等全国之权，收归朝廷。第二、律法为一国之主，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要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