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广东百姓与福建百姓们一样，很快就发现拓荒难度实在太大了，就好比一块热带雨林，百姓们要砍伐树木烧荒，要加高田垄防止频繁的降水冲毁农田，由于多雨多热，杂草生长得极快，单除草这件事就要耗费大量的人力。

而且似这样新开垦出来的农田，土地养分不足，还要不断施肥，绿肥、草木灰等要持续添加，将土地养成可以种植的程度，也需要数年持续之功。

因此两行省的百姓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另外一个方式，那就是组团去抢占已经被当地土著开垦出来的良田。

这种事情是很难由朝廷出面主导推动的，因为若是由军队以战争的方式直接占领，却无法吸引足够的百姓前来定居，大概几十年后这些被占领土地总归还是会被遗弃的。

因此朝廷只能鼓励民间，以政策优惠的方式推动，为此朝廷放宽了民间商团组队的限制，放宽了对部分武器的管制，允许相当一部分退伍老兵参与其中。

若是放在前宋，只怕文人士大夫们又要叫嚣，觉得朝廷将权力交给民间，难道就不怕刁民们造反么？

然而王伦是认真分析过自三国、东晋以来江南士绅集团的发展史的，两汉尤其是东汉察举制盛行，读书人群体之中就存在着一个地域歧视链，中原士人歧视凉州、歧视江东，所以江东士族很难在东汉时期做到高官。

由于东吴被西晋所灭，江东士族的地位更低，也就比蜀汉士族高一些，比如著名的张翰，西晋灭吴之后跑到洛阳想要做官，发现根本混不到中原士族群体当中，干脆以“莼鲈之思”为借口辞官归乡。

到了东晋衣冠南渡，曹魏时出现的九品中正制度下，本地的霸主江南士族继续被南逃的江北士族打压，由于南北朝的对立，隋朝以北统一南方，到了唐朝江南士族的整体地位仍旧不高。

然而从唐朝中后期，天下的经济中心就不断向东南转移，东南要承担天下赋税之重，却无法获得匹配的社会地位，不满的情绪就一直存在着。

前宋时期朝廷面对北方和西北的军事压力，拼命从东南搞财政转移，这就惹得东南士绅反对声音极大。

王伦建立新汉后，朝廷的重点仍旧放在北方，东南同样是负责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但反对声音一下就少了许多。

一来是王伦手腕强硬，通过均田杀了不少顽固的士族；二来则是汉军战力强悍，连灭数国，让东南百姓们看到自己缴纳的赋税总归是派上了用场，而不是像前宋那样，花钱打水漂，心里多少有了些平衡。

三来则是王伦推行的政策，奉行的是雨露均沾，不管是士绅还是百姓，起码都能够受到多多少少的收益，那还反对什么？

所以王伦一直认为，江南士绅集团或许真的存在，但不过是一个笼统的、极其松散的、彼此之间并没有建立起统一共同利益的群体，还没有如历史上一般，被蒙元粗放的统治后，形成一股真正的利益集团。

当朝廷积极对外拓展时，民间的利益就与朝廷捆绑在了一起，这就是王伦一直追寻的新的历史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