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道教注重当世，只关注人活着的这一世，于是道教喜欢造反的传统就根植于教义当中，毕竟世道不公，那就是无法让道士和信徒们在当世追求生存的权力，而一旦朝政衰乱，游牧民族信仰了善造反的道教，王重阳根本不敢想象未来会发生什么。

所以王重阳的设想中，在草原传播的道教，或许应该成为一个新的流派，要尽力将道教善组织、善造反的传统打压甚至消除。

他不知道王伦是如何想的，在草原推广佛教不是更有利吗？

这一点王伦还当真深思熟虑过，王伦不觉得佛教就能改变草原部落喜欢南下掠夺的传统，这是生存压力决定的生活方式，任何宗教都无法改变的。

在王伦看来，宗教最大的好处，是让两个彼此不相干的部落、民族或者国家，能够找到一个基本的共同点，从而建立一种最基本的沟通可能。

就好比西域的高昌回鹘，此前对中原王朝的态度很暧昧，大约是被西夏隔绝了太久，但汉军重返西域之后，高昌回鹘主动配合甚至融入中原王朝的速度，让王伦都有些吃惊。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还不是因为高昌回鹘觉得中原王朝也有着大量的佛教信徒，这个共同的信仰就意味着双方天然地并非是敌对的关系，而是需要共同面对绿教这个外敌。

再加上中原王朝一贯的强盛和影响力，高昌回鹘简直是毫无内部阻碍、丝滑地就融入了进来。

故而王伦在草原推行道教，原因也根本没有那么复杂，道教产自华夏本土，从诞生时其宗教思辨就带着强烈的华夏文化，若能够在草原传播，也就意味着华夏文化对草原产生了影响。

而一旦被华夏文化所影响，那么距离汉化也就不远了。

只是华夏对蛮夷的汉化，在王伦看来，与儒家的小人君子之别是一样的。小人该如何成为君子呢？要习礼仪、讲道德，某种意义而言，是一个逐步分阶段进行的过程。

这个过程可以视为某种绩效，而且是一种可以大致量化的绩效，是带有强烈实用主义甚至功利主义的。

因此华夏文明对蛮夷的汉化，是一种绩效学，是要遵守严格的逻辑，带着一股工业的严谨意味，更简单地说，是需要秩序化的社会来完成这一转换。

高颍的一篇文章，让王伦意识到，华夏绩效学最大的对手就是“婆罗门赢学”，因为印度人的理论是不讲逻辑的，就像他们信奉的因明学一样，因为我处在“赢”的位置，那么我就一直都是“赢”的。

这是朴素的唯物主义与丝毫不讲道理的唯心主义之间的战争，放眼全世界，可以说除了华夏文明这个异类外，几乎所有的族群、种族、部落、国家，都在搞过分自信的唯心主义。

而这就是王伦期望王重阳能够帮忙他解决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