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伦觉得这个理论可以丰富一下，毕竟“华夷之辩”重点在于文化，血缘和地域是相对次要的，相比种姓制度，汉人对于华夏化的蛮夷接纳程度更高。

这样“华夏赢学”就有了“赢阶”的上升通道，而且这种上升是清晰可见的，是可以通过教化来完成的。

王伦最大的弱点，是对哲学不够精通，他更喜欢严谨而且直观的科学，但技术与思想同样重要，所谓“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本就应该一起着手的。

于是王伦给高颍写了一封长信，要求他继续研究西域，在《西域蛮夷论》的基础上，加深对西域的各种研究，从而汲取“婆罗门赢学”当中值得学习的地方。

同时王伦又给漠南的王中孚去信，试着继续探讨“华夷之辩”。

给高颍的去信还在半路上，但王中孚已经收到了皇帝陛下的来信。

作为负责主持道教在漠南传播事务的朝廷官员，王中孚在漠南与诸流派的道士们几乎每年都要进行一次内部的大辩论和大讨论，为的就是如何更好地在漠南传教。

道士们不断对教义、教规进行修改和完善，此前羡慕嫉妒恨的僧侣们也不再眼红了，因为朝廷也给他们找到了新的传教地区，那就是西域。

王中孚就靠着不断学习和辩论，对道教的理解愈发深厚，于是他主动上书朝廷，自请受符箓，诸道士们共上尊号为“重阳子”。

王伦既然提倡“宗教信仰自由”，自然对朝廷官员的信仰并不限制，事实上朝廷官员将领之中的道士、僧侣并不少见，他只是限制官员们借助宗教敛财和铺张浪费而已。

“重阳子”王中孚最近心中有了些感悟，他觉得应该效仿佛教，再次严肃道教律规，只是他的想法还不成熟，具体该如何改革，他只是有了个大致的腹稿。

皇帝陛下突然要与他探讨“华夷之辩”，王重阳有些不解，他是个聪明人，在读了高颍的《西域蛮夷论》之后，王重阳觉得自己可以找出至少三种驳斥种姓制度的理论。

但王重阳懒得驳斥，因为在他看来，种姓等级制度体系就是垃圾，天朝自有制度，皇帝陛下为何要效仿蛮夷的糟粕呢？

不过作为一个有宗教身份的官员，皇帝有要求，王重阳自然要满足的。

于是很快，王重阳便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华夷是变论》，足有万余字，他觉得应该能交差了。

王重阳终究不是一个成熟的官僚，他还是没有体会到王伦的根本要求，这篇文章王伦看过之后不住皱眉头，认为王重阳也太敷衍了吧。

你好歹也是开宗立派的教主人物，怎么能如此浅薄？这文章随便找个翰林院的学士都能写出来好吧？

学渣王伦将文章发回，要求学霸王重阳认真写。